壮族医药简史

    伟大的医学家和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有了人类，就有医疗活动。考古资料业已证实，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岭南特别是广西地区。1956年在来宾县麒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麒麟山人”化石，1985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以“柳江人”的体质特征来说，其面部低矮，塌鼻梁，颧骨较高，下巴较突，两眼深凹，是形成中的南方蒙古人种的特征。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近年来在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体骨骼，经鉴定，距今约一万年左右。其体质形态继承了“柳江人”的特征，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可见这些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各个阶段是相互衔接的，显示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证明这些原始人类灭绝或全部搬走的迹象。这就表明今天的壮族是由“柳江人”一个时期的人类，一代一代孳繁下来而逐渐形成的。

    壮族作为祖国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薪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骨针。原始时代穴居野处，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壮医药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fu，故其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是汉族中医经典著作关于针刺疗法来源的直接记载。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应当包括壮族地区。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说明，其针型与《内经》中的九针之首（chan）最为相似，二者又与砭石最为相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工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可知在汉族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体质和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要，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之前就相当流行。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的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厘米，直径仅0．1厘米，锋锐利。经考证认为是二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描述是一致的。广西“微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范围内唯一见诸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它为研究壮医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事实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

    对壮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的古代大型岩壁画－花山岩壁画的考察表明：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经广泛应用气功导引、引舞疗疾的防治方法。在宁明县的一处面积约6干平方米的岩壁画上，绘制了1370多个人像。这些人像正面的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成90°～110°。半蹲状，两膝关节亦弯成90°～110°。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可以说，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图，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且似有首领示教。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可以作出种种猜测和分析，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关节肌闪的锻炼，是显然而且肯定的，岩画所用的赭红色颜料经鉴定主要为氧化铁。专家们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花山岩壁画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此外，在壮族地区出土的铜鼓饰纹上，也有大量的舞蹈气功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