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

　　二、瘟疫与傩文化
　　原始人类，因瘟疫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集体屠杀性”的特征，我国先民们认定瘟疫的发生是鬼魅作祟所致，这与古代西方认为是上帝震怒惩罚人类异趋相左。《汉旧仪》曰：“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在王充《论衡》中也有记载。即是鬼魅作祟生瘟疫，当驱鬼或祈祛神祛除。疟疾是古代流行最频最广的瘟疫，《尚书·金滕》记载周公为武王祷病，而武王终于死去。武王可能死于疟疾。从疟疾“疟”字的古代字形看，疟字从“虎”从“匕”，“虎”字的形象是鬼头，“匕”的形象是手执刀或叉，古人造“疟”字的意象是：疟之为病乃鬼以刀叉袭人致病，故高田忠周先生在《古学发凡》中云：“疟字从虎从匕，盖鬼省，其字从鬼。”历代很多书籍也记述古人以鬼为疟疾病因，如南北朝祖冲之《祖异记》中说，疟疾是“山国”致病，《范东阳方》记有“疟疾鬼”，《通玄方》言有“鬼疟”，《太平御览》则记有“温鬼”等等。即是鬼魅为病，当避鬼为防，逐鬼为治。
　　《周礼·夏官》、《礼记·月令》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都记载，在两千多年前，从宫廷到乡间，在每年岁终的“先腊一日”，要举行名为“大傩”的打鬼逐疫的舞蹈仪式。舞蹈也是原始先民强身防病手段之一，《吕氏春变·古乐》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大傩”是以打鬼驱鬼为主题的有化妆的集体祭祀舞蹈。殷周时代，宫中傩仪的主舞即领祭者是方相氏。《后汉书·礼仪·大傩》记下了傩祭盛况：方相氏领舞，头戴假面（鬼脸），假面上有金光闪闪令人生畏的四个眼睛，穿玄黑色上衣，下系朱红围裙，手掌上蒙着熊皮，一手执长戈，一手扬起盾牌，迎头前进。领舞者率领戴假面的十二神将作十二种兽舞，用长戈向四方冲击，喊声震地，如临大敌，十二神将为“甲作”、“弗胄”、“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等，分别有吃凶鬼、吃虎、吃妖怪、吃不祥、吃咎、吃梦、食磔死寄生、食观、食巨、食虫等本领。还有10到12岁称为“侲子”的小童120人跟随着唱驱鬼歌并呐喊，从阴暗处，横扫宫廷，周遍前后三个来回，直到端门外。出城后把火炬投到洛水中。魏晋到隋唐时代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兹后，这种巫术文化逐渐在中原地区退却，在地域偏僻、生产方式原始地区长期保留下来，可谓“礼失求诸野”。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傩文化也掺入了佛、道及民族形式，如今在贵州省铜仁地区的土家族傩仪堂，仍可见其遗存。
　　三、瘟疫与卫生民俗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瘟疫斗争中，把一些当令预防措施发展为民俗节日，不仅点奏着一年年的工作节律，也领引着生活情趣，包括饮食、起居、服饰、旅游等，从中也展示了高雅的民族文化。除疫祛灾成为民俗节日的“公因子”。
　　元旦为一年之始，除国之祭天家之祭祖之外，据《广韻》记载，每岁首要饮屠苏酒以除疫气。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祭瘟神》说，在宋元时代，元旦日四鼓时各家都要祭祀瘟神，以保一年之平安。
　　农历二月二为“引龙回”的“熏虫日”。农历二月二日多在惊蛰前后，是龙欲升天开始活动。《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月令辑要》也记载：“北围仓，云避鼠也。”明代刘若愚的《酌中态》也记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帝京景物略》记载其意义说：“二月二，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董牀状炕，曰熏虫儿，谓之引龙虫不出也。”除有“龙抬头”和“引龙回”的卫生习惯外，和正月三十“送穷”相接，二月二为“迎富日”。魏了翁在《二月二日遂宁北效迎富故事》诗中说：“贫如易去人所欲，富者可求吾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谩随人意看儿嬉。”常人这一天理发，吃猪头肉以应富。农村也从这天开始田间劳动，家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