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对半

    儿时的我只看到姥姥应付生活的轻松自如，全然不知用那对小脚支持起全重量奔的辛苦。直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给已经瘫痪的姥姥洗了一次脚，才恍然明白一向不屑于拄杖走路的姥姥，在每天的凌晨，陪着我在一级一级的石阶一遍一遍走过的时候，为什么拄起杖来。
    姥姥去世以后，我常常独自待在姥姥住过的屋里，放起那首“外婆的澎湖湾”的歌，一起哼唱，然后在废弃的体育场的石阶一遍一遍的独自踱步。
    我记事的时候，这扇小门已经像模像样的开在那里，不拘老少，不论大小，院子里的住户已经很自如的在里面进进出出。那时候，我们管出大院的门“出门”，在那个体育场充当的后园里逗留多久，也被说是“在院里玩耍”。
    ­我自小在姥姥边长大，就住在现在的位置。那时候还不是楼房，是砖砌的窑，对街的这片小区也不是住宅，是个几近废弃的体育场。当时并没有中间的这条街道，住的院和体育场有着一段共用的墙，孩子们为了方便淘玩耍，硬是在墙敲了一个出来，后来大们把修一扇小门，起先还弄了几根铁充当门神，不多时候就撤了走。体育场宽敞空阔，了我们院共有的一个后园。
    做出这种选择的艰难，和姥姥为此而承受的埋怨，付出的代价，到我七八岁的时候才不经意间从偶尔听到的大们的谈论里知道。为了照顾因为我的出生而住院的，一岁出的临时托付给邻居照顾，几天以后，姥姥陪着抱着我的回到家，因为发烧坏掉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残存着光感却没有视力，当时还不能确定有没有机会治疗。稍大些的表和常常需要看病的，再加更常常闹着毛病的我在一起，舅很有些不快。单是一个对一个就多少是吃着些亏的，何况弄了二比一，这个亏就不是多少吃一些的问题了。说起来，孙女自然是比外孙女要亲近，女儿尚且是外姓家的，何况女儿的女儿？
    我出生之前的几年，姥姥被确诊为子宫癌接受了治疗，本来虚弱的体还要应付或长或短频繁的批斗，跟前已经有了长我一岁出的，和不足两岁的表，于是，不足百天的我先是被送到了托儿所。
    到这里终于要开始改造施工的时候，我为了这个消息失落惆怅了好久，而生活需要我们面对所有的变迁释然。在一个凌晨，我装着随听，放着“外婆的澎湖湾”的歌，依然随着曲调一同哼唱着，在出之前，又一次走过了石阶的每一级，一遍一编来来回回的走。这里没有沙滩，没有海，这里有的是片片的草，在这里，姥姥手把手教会我用草编出小兔来，手把手教会我用竹条编出鸟笼来。我们的生命，已经消逝的和继续前行的，都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负重而沉重，生命之轻，轻到用两个三百六十五天的走过，在冰冷的石阶留不下一丝的痕迹。但这里一样有光，光下一样生长着仙掌，不论这里变化什么模样，沥青的路阻挡不了草编的小兔活灵活现，钢筋泥的高楼大厦也掩埋不了那两对半的脚印，在我的生命里清晰……
    我就是牵着这双长了我一个甲子的手，随在这双长了我一个甲子的、裹就的小脚边，一天一天长大的。姥姥的精神总是很好，晚睡的极早，早也起得极早，只要出现在前，不拘是攀家常唠嗑的时候，还是看着被翻检抄家的时候，都是精精神神的模样。穿衣总是很素，永远保持得干干净净。平里走路也从不拄杖，走起路来腰总是挺得板直，速度很快。姥姥做起活计来让看着不紧不慢，一转眼的工夫又出意料的做好了摆在跟前。做的活也很要样，不单单是周周正正，简直每一件都是精精致致。
    这样的安排不过百天时间就被打破，不到半岁的我开始不停的闹些小毛小病，据说最让疼的是发烧，烧起来就不退，哭起来就没完，查来查去，还找不到原因。大了些的时候，姥姥和我说，我两个脚跟留下的硬币大小的坑，就是那会嚎哭的杰作，也因为如此努力的号哭，姥姥把我抱回了跟前，和表各自被送到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