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美学

　　在两性关系上，时代的烙印也是十分明显的。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被视为两性行为美的规范，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杂坐，不同巾栉；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就连医生为妇女探脉，还要以薄纱罩手。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使妇女走上了社会；男女在更多的场合中可以相处。我国受西方影响，也显示了这种趋向。但直到解放前和解放初，还有许多女子学校。今天，这些界限都打破了，有些学校(如护校)和职业(如幼儿教师、护士)虽然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但这只是培养目标和职业性质的要求，并不含有性禁忌的内容。
　　3、民族标准
　　所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个定义中所说的“共同心理素质”是包含着审美观在内的。
　　拿女性形体美来说，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真可谓千奇百怪。非洲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妇女以胖为美，女子出嫁前，要安排在茅屋中，不从事任何劳动，吃饱睡足养得腰圆体胖，才能成为受欢迎的新娘。非州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史尔玛族妇女以大唇为美，女孩从四五岁开始，就用陶碟撑在嘴里，等适应了以后，再换上大一些的陶碟，久而久之，嘴唇失去了弹性，变得宽大了。南太平洋马拉库勒岛的南巴人把缺少一颗牙齿的妇女看作是美的，为了美观，妇女们只好忍痛敲掉门牙。在印第安人看来，脸庞扁平宽阔、小眼睛、高颧骨,乳房又大又宽下垂到腰部的女人是最美的。在中国，直到解放前，缠足习俗还普遍流行，小脚成为女性美的重要标志，并且美其名曰“三寸金莲”。
　　再以对人体的态度而论。总地说来，西方民族能够较为坦然地对待裸体。早在古希腊,公元前720年奥林匹克第十五届运动会上，就开始了裸体竞技，就连领袖人物亚力山大在东征大流士时也曾与将士们裸体竞走；许多祭祀活动也裸体进行，古希腊人相信,裸体少女冒雨而立，可以制止暴风雨；裸体少女给病人喂药，可使疾病很快痊愈。文艺复兴以后一直到今天，西方的裸体艺术(绘画、雕塑、摄影等)的精品数不胜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安格尔的《泉》，罗丹的《青铜时代》等，都是艺术中的惊世之作。生活中，尽管古希腊以后再没有出现裸体风尚，但仍以突出性的特征为美，“豪乳、细腰、丰臀”始终作为女性美的模式，甚至在服装设计上也作必要的夸张，如带衬垫的胸罩，带裙撑的“鸡笼裙”等等。中国则不同，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裸体艺术真可谓凤毛麟爪，无非是红山文化中的陶雕，敦煌石窟中的四个裸体飞天，杭州飞来峰的少女裸雕等，寥寥可数。中国人以裸体为耻，古代隐士桑扈反对世俗，裸体而行，结果受到后人哂笑。对于人体第二性征，尤其是女性的乳房，也视为羞耻的器官，甚至把胸脯丰满当作春心荡漾、欲火旺盛的表现，由此而形成了束胸的恶习,至于象西方那样露肩半袒胸(现出乳沟)的服装,中国至今也没有出现。
　　4、性美标准的普遍性
　　不同时代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不同，但女性以阴柔为美，与男性的阳刚之美形成对照，这一观念却贯串整个人类历史。就连马克思也说:“男人是阳刚的一半，女人是优美的一半。贞操作为道德美的重要标准，无一例外地指向女性，任何时代皆然，即使在今天，男性择偶时，仍把这一因素放在显著的地位。再如重男轻女的观念，自从父系社会确立以后，男性就成为社会的中心，在中国堪称”数千年一贯制，男为天(乾)，女为地(坤)；男为尊，女为卑；男为主，女为从。今天，妇女有了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如选举权等)，但实际上男女仍然是不平等的，如就业机会男女有别，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很普遍，最严重的问题是堕胎，据统计，通过B超鉴定胎儿性别之后要求人工流产的90%以上都是女胎儿。这些现象说明，重男轻女的观念不但历史久远，而且根深蒂固。
　　不同民族性美标准的普遍性根源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随着政治、经济、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交流,性审美观念也必然潜移默化地相互影响。社会越发展，民族间交流越频繁,相互影响的程度就越大,审美标准的趋同性也就越明显。
　　性美标准一方面存在着阶级的、时代的、民族的差异,另一方面又由于阶级思想互渗、历史继承性、民族文化交流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差异性是绝对的，普遍性是相对的，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四、性审美文化
　　性审美作为人类直观自身的活动，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受着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影响主要来自经济、政治、伦理、宗教。此外，性审美与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
　　1、性美与经济
　　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首先吃喝住穿，之后才能从事精神活动。因此，经济状况对性审美活动的决定作用是最根本的。
　　我们知道，服装就其实用价值而言是为己的，就其审美价值而言是为他的(即为了让别人看)，为他的重要方面是为异性。因此，服装美具有较浓重的性美成分。
　　就社会整体而言，也是如此。美国学者戴斯蒙.莫里斯在《观人术》一书中曾谈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社会，经济繁荣时期，妇女的裙子呈上升趋势；经济衰败时期，裙子就变长而下降。他是对本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裙式的发展和演变作过详细考察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20年代，经济发展，裙子较短；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裙子加长了；40年代上半，经济起飞，裙子又上升；二次战后经济萧条，裙子再度下降；到60年代，经济走向繁荣期，裙子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超短裙就是在这时出现的)；70年代，经济平稳，裙子又回到一般长度。对于其中的原因，莫里斯作了这样的估计和猜测:“或许经济的安全感使她们自觉地更坦然地面对男性，也或许是整个社会的繁荣，使她们也活泼开放起来。”
　　从我国建国后服饰的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经济条件的制约作用。建国初，由于经济刚刚起步，服装表现出朴实、整洁的风格，面料、色彩、款式都较单一；到1956年，经济开始繁荣，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出现了服饰多样化的苗头；但从1958年至十年“文革”，服装因经济滑坡而走向单调化，甚至以穷为荣；新近以来，经济上改革开放，服装呈现出日新月异、丰富多彩的局面。
　　美国学者伊丽莎白.赫洛克指出:“服饰是国家贫富的见证。”这一断语是深中肯綮的。
　　不只是服装，就连妇女的美容化妆，也是与经济状况分不开的。
　　2、性美与政治
　　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对性美也具有重大的影响。前面提到，十年“文革”期间，服装极端单调，除了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文革初期的红卫兵，男女均戴解放帽，穿绿军装，扎红腰带，女子的长发一律被剪掉；之后便是上山下乡，“滚一身泥巴”，越脏越破旧的服装越表示保持革命本色，越适应“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男女之间性的差别被抹杀了，当然也就无所谓性美了。
　　两性关系美的高级形式是爱情，爱情的结晶是婚姻。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婚姻常常是政治需要的手段。王昭君远嫁匈奴，是汉元帝政治上的让步之举；文成公主下嫁西藏，负有汉藏和睦的政治使命。最富有戏剧性的是罗马皇帝马克西米连的联姻活动。马克西米连为皇子时，勃艮第公爵查理为了换取一个国王封号，主动提出把女儿玛丽嫁给马克西米连，未果。四年后查理死去，新继位的玛丽为对抗法国入侵，再次要求与马克西米连成婚。马克西米连飞速前往成婚，目的是借婚姻把尼德兰纳入罗马帝国版图。1482年，尼德兰叛乱，法国乘机逼进，为了向法国妥协，马克西米连把年仅四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法国王太子查理。1488年，马克西米连为了控制布列塔尼，便主动与布列塔尼新继位的女公爵安妮订婚，因自己不能分身，就派代表前往举行结婚仪式。但这时法王查理为了争夺布列塔尼，抢先娶了安妮，把十岁的玛格丽特退还给马克西米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许多，在政治需要面前，个人的爱情自由被扼杀，这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在多数情况下，政治对性爱的干预其作用是负面的，政治交易的成功，几乎总伴随着爱情的悲剧。
　　3、性美与伦理
　　美既然离不开善，那么性美作为美的构成部分，当然也包含着伦理内容。
　　服饰作为性美的标志之一，其起源和作用是耐人寻味的。一般人认为，羞耻之心，人皆有之，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要创造出衣服，乃是为了遮羞。然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他发现，那些平日总是裸体的澳洲原始部落的妇女在参加性爱舞蹈时，却要穿起羽制的围裙，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要唤起异性的注意。格罗塞认为:“遮羞的衣服的起源不能归之于羞耻的感情，而羞耻感的起源，到可以说是穿衣服的这个习惯的结果。”“在低级文化间，偶然掩蔽性器官，固然可以有性刺激，但等到掩蔽的习惯成为普通的经常的行为时，就会失去其原来的意义；……结果成为我们现在的性刺激的就不是习惯的掩蔽，而是偶然的无掩蔽。……这中间已经有了一种很重大的伦理的进展——性的自制已经成为一种道德。”当原始人类还没有懂得穿衣的时侯，是没有羞耻感的；遮蔽性器官，是为了吸引异性；而当穿衣成为习惯时，羞耻感便产生了，偶然暴露性器官就引以为羞了。因此，衣服的遮羞功能包含着道德自制的内容。格罗塞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气温最适于人体时仍需要穿衣。对性美的欣赏，也首先是从服装开始的，只有情侣关系的男女才有可能彼此欣赏裸体之美。这之中，道德规范起着潜在无形、但又极其强大的作用。
　　爱情美中，道德的地位更为突出。专一性被认为是恋爱者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保加利亚学者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没有一个人同时深深地、忘我的、热烈地爱两上或三个人。那必然会导致心理动荡，使人面临困难的抉择，分散感情的洪流。爱情首先要求一个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对象上，要求感受的和谐完整。”《诗经.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意思是说，东门之外女子众多如云，却不是我所思念的，只有那个穿着素衣绿裙的女子，才能唤起我心头的愉悦。爱情的专一被视为美德，而始乱终弃则为人所不齿。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终生只经历了一次爱情，他为妻子写下了许多充满柔情的诗篇；马克思与燕妮是风雨同舟的一对伴侣，患难与共近四十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也经历了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这些人物的爱情都被世人传为佳话。
　　性美是比较容易与单纯生理欲求相混淆的领域，因此道德在这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必须注意的。
　　4、性美与宗教
　　性美与宗教的关系不亚于与道德的关系。如果说道德在许多方面对性美还有些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宗教则基本上起着消极作用。在这方面，中世纪的基督教是最有代表性的。
　　首先，基督教否定了人体之美。中世纪教堂，裸体绘画与雕塑是被严格禁止的。教会认为，肉体是精神的羁绊，无美可言，人体艺术也就毫无意义。
　　其次，与人体美相联系，基督教也无视服饰美。在中世纪宗教统治下，服装一律是包围式的，极力抹杀人的形体特征，妇女除了脸庞不得不暴露以外，其他部分一律遮蔽起来，这是为了避免引起异性的邪念。从服装的色彩款式方面看，也是单调和笨拙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性禁忌，其违反人性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基督教从根本上否定性爱，认为性欲是可耻的，罪恶的。耶稣的使徒保罗就提出“男不近女”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抛弃家庭，自行阉割，以献身宗教；圣柔米宣称，圣徒的使命之一，是“用圣洁的大斧砍倒婚姻之树”；圣奈勒斯已有两个孩子，忽然痛哭忏悔，与妻子离异。琉西霞为了不当诱惑男人的妖魔，自己刺瞎了双眼，被奉为贞女；西尔维斯已年过六十，四十年间一直拒绝盥洗手指以外的部位，来表明自己与性无缘。
　　然而，如果真的断绝男女之欲，那就连这些拯救人类的圣徒也不存在了，人类灭绝，基督教也无法存在，于是只好允许婚姻中的性“罪恶”。但又规定了繁琐的禁忌日，夫妻在这些日子性交是犯罪的，将在阴间受到烈火和毒蛇的严厉惩罚；发现这种“不正当性交”的人必须立即向神父告发，神父则对当事人进行公开审判。神学家彼得还规定:凡是结婚后没有生育子女的夫妇,就应判死罪，因为他们不思正事，只是以性交取乐。
　　佛教则为了防止女性诱惑而提出以“九想”来排斥“六欲”，六欲是指男性对女性肤色、形貌、仪态、语言、细滑、人相六方面的欲望；“九想”是膨胀想(想象人是膨胀的尸体)、青瘀想(想象人是遍体青瘀)、坏想(想象人是坏烂的尸体)、血涂想(想象人体血肉涂糊)、脓烂想(想象人体浓烂腐臭)、嘬想(想象死后鸟兽来嘬咬尸体)、散想(想象被嘬咬尸骨散乱)、骨想(想象人是一堆白骨)、烧想(想象人死后火化成骨灰)。有了这“九想”，女人就成了极其丑陋不堪的东西，情欲自然就会消失。扼杀性美，是各种宗教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