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事养生

    房事养生法是探讨有关性生活的卫生之道，即运用各种养生疗法和谐夫妻生活，调节房事活动，以达到强壮复健，祛病延年目的的一种自我保健方法，属中国古代房中医学范畴。

    房中古称“阴道”，本指男女合房的交接之道。将其作为古代医学分科之一而予以经典性阐述者，见于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撰修的(汉书·艺文志)。他将房中看作是与人们“和平寿考”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与医经(相当于基础医学)、医方(相当于临床医学)等并属于“方技”类而具有相同的地位。《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容成阴道》、《务成子阴道》、 (天一阴道)、《黄帝三王养阳方》、《三家内房有子方》等房中八家著作，共180卷。晋代著名医学家、养生家葛洪认为，“房中之法，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疾，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抱朴子》)。可见古代房中医学是研究房事活动中有关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卫生致寿和防治疾病规律与方法的医学分支学科，相当于现代性医学范畴。其中，运用调神、导引、吐纳、按摩、药饵、食疗等方法调节房事活动，以期强壮复健、祛病延年者，也称为“房中(养生)术”。

    从现存文献载述的史实来看，房中医学在秦汉两晋时期不仅盛极一时，而且还出现了偏重于养生或医疗的不同流派。偏重于养生者，有“房中补导术”(《列仙传》)、“房中术”、“男女合气之术”(《淮南子》)等称谓，以调节房事活动而臻延年益寿为目的。晋唐以降，由于偏离了节欲保精的准则，崇尚“闭精不泄”、“还精补脑”之术；加上道教中的一派以房中术为修炼内丹的辅佐方法，遂有“采补”之说、“双修”之派。因其修摄方法几涉淫亵而为后人所不齿，道教中人对此也多持反对态度。由于封建理学的兴起，再加上采战、双修等邪术的鱼目混珠，宋元以后，除了道家著作中或以神秘玄虚方式闪烁其辞之外，医家著作对房中问题大多采取回避或批评的态度，以至于房中著作几近绝响。因此，中国古代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房中医学，除了阳痿阴冷、遗精淋浊、不孕不育等性功能障碍和房事病的防治逐渐分化为中医男科、女科的治疗范围而继续有所发展之外，有关房中养生术等则渐趋式微。20世纪，随着《养生方》、《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一批古代房中医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研究，再加上国外性医学发展及有关学者对中国房中问题研究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房中医学不仅从禁锢中逐渐得以解脱，而且更以其独特的科学内涵与指导养生康复的保健价值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一)“宝精行气”与“节宣房事”

    中医学历来重视“精”、“气”、“神”对生命活动及其过程的意义，更因为“肾藏五脏六腑之精”，事关人的生殖、发育和生长衰老，而被推崇为“先天之本”。因此，古代养生家将“纵欲竭精”视作人类不能安享“天年”(自然寿命)而夭折早衰的最根本原因。“宝精行气”观念，即是在中医精气神学说及其养生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形成的。

    所谓“宝精”，指中医历来所强调的惜精、护精、固精的养生观念；“行气”，指合理运用吐纳、引导、存想等养生方法。两者的结合，进一步强化了“节欲保精”的基本理念。所以就房中养生而言，“宝精”的着眼点在于惜精和护精，使精气尽可能地减少耗损；“行气”的目的在于固精和养精，使其人精气充盈、持满，行房有度，合房有术。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晋代著名医学家、养生家葛洪提出了指导房事生活、有益于房中养生的基本原则，即著名的“节宣房事”法则。

    在对待房事生活上，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一种是沉缅于声色之中，姿情纵欲，以妄为常，甚或主张以“采战之术”作为其修炼“仙道”的辅佐方法；另一种是片面理解“节欲保精”的延年作用，将禁绝房事作为独善其身的致寿之道。葛洪对这两种趋于极端的主张作了批评，认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不交则作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抱朴子》)。从《内经》、马王堆医书及历代医家的有关论述来看，古代医家是将房中问题视作“保生之大伦”(王冰注)这一十分严肃的命题提出来，并加以讨论。其基本精神在于既不可隔绝阴阳，杜绝正常的房事，也不可任情纵欲，不知持满；只有在不悖人伦、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保持“阴平阳秘”，得“节宣之和”者，才能避免伤损夭折，有益于身心健康。节，既寓有对夫妇间房事活动频度适度节制的涵义，还包括了以保持双方精血充盈持满而不妄泄为目的的各种具体方法的运用；宣，是指在房事活动中男女双方情感交流及精气的溢泄。“节宣之和”作为指导房事生活的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不同年龄及体质的夫妇间的性生活、性行为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