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

　　惟其是“三”，不仅是起分别心，或执片面枝节者所能望其项背，即使一些修成证得之人，也会由于各自业力、愿力、心量、慧根、善缘诸方面的差别，未必能尽悉其妙。所以《金刚经．十六分》中说：“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惟其是“三”，已非寻常时空所局限。因此《金刚经．十八分》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是说从既定之时空语悟无限之宇宙，从而超越事物的何往何来，缘起缘灭。

　　惟其是“三”，所以道之本体，证如法身，是无形无象、无声无色，而又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备的。《金刚经．法身非相分第廿六》中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道德经．十四章》：“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可心悟，难以用视听言语捉摸)，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两段经文理出一辙，都在教化人们要破除一切执着，当下承当即是，勿起相对分别之心，是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周易．系辞上传》)。

　　再论基督教东传，《圣经．旧约．创世纪》开篇即说上帝分阴阳，于是有光和暗，创造出形形色色的物质世界，同时亦创造出人与其它各类生命。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原本过着欢乐无忧的生活，却因偷食禁果，产生出善恶、美丑的分别之心，形成相对认识而落入局限之中。按基督教教义，这便是人类最早的原罪。《圣经》的这段故事可谓寓意至深，并直揭上帝之心：因为上帝创世创生的造化之妙，是用这种分别后的相对认识所无法获得的。只有超越这种相对，才能中正地理解，并从整体上把握信、爱、神、我；在属灵生活中达到“三位一体”的圣境——即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开掘出“三”的真谛，回归天父所赐予的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西学东渐，如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多有“似非而是”(Paradoxicals)的名言，象“To be,not to be”(《哈姆雷特》等，从中我们亦可品出“三”的朦胧与恍惚。

　　以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参证以佛道的实践心法，于理并无二致。综观“三”之要旨，为“证得一，实为三”。道家的“三清”(太清、上清、玉清)，佛家的“三身”(报身、法身、化身)，皆参证于此。

　　“三”的哲学与实践尽管直指人心，超凡入圣，但并非神秘，遥不可及；而且自古至今，从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行行业业中启迪人由整体认识事物，从本质把握规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历史文化的沉淀中，人于群经中见智。唐代大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愈圆而行愈方。”止哉斯言!

　　中国内家拳功夫以“站桩”为基础，发掘身体本能，于动静、刚柔、松紧之中，体认意、气、力的协调统一，从而达到形体的同步整合。近代武术名家王芗斋说：“脱离己身，无物可求；执着己身，永无是处。”这体现出对“三”在形体锻炼方面的深刻认识和真切把握。

　　从中医学术发展的成就上看，如元代医哲大家朱震亨(字丹溪，公元1281～1358年)集宋代理学发展与金元医学成就于一炉，从“太极—阴阳—动静”中悟出“动气是火”的道理，建立了“相火学说”并创发了“君相互感”理论。这是中医学关于身心医学的重要内容。

　　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明代医易派医家(如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援“太极”引入医学，认为命门即人身之太极。命门学说的形成与完善，是对中医学术发展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医家为探索生命生殖理论、机体内在平衡调节与内脏同步整合机制，揭开生命起源所作的伟大尝试。这里涉及“内脏整合与平衡调节恢复机制”，同样是“三”的科学。其中的许多内容已为现代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与遗传工程方面的进展所不断印证。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医学界对“下丘脑—垂体—靶腺”轴反馈调节与同步代谢理论的认识，为充分理解古人之见解，从而为在生命的高层次上探索中西医结合之路开辟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