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善其身”到“则为良医”

    摘要：明朝晚期，政治腐化，此背景下的科举亦难脱此藩篱。从而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理论得以片面发挥，而作为此理论的贯彻者“士”对社会关注的焦点移向个体，情愿或不情愿地转入与现实政治疏远的行业，而另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儒家理论则予此提供了一相当成熟的契机。

    有明一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总结时期。社会诸元素发展到此一时期均凸显纷繁复杂、头绪万千的特点，当然良莠掺杂。所不幸的是此一时期并未完成去粗取精的任务，从而出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1］的情况，此一限制表现在政治上则为整体政局之无出路，而表现在作为个体之“士”上则为内心思想冲突的加剧。“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见：《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卷六·滕文公下》，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仕”是中国士人生命价值之依托和生活之出路，但由“士”到“仕”之中间环节“科举”这一相对外化的客观制度成为“士”无法摆脱的外在生存环境，而当整体政局恶化时，此一具体制度亦难脱此藩篱。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此乃在客观环境固定的情形下，个体对于其所能作出之反应。至于孰“达”孰“穷”，对于士人来说，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说教下，科举成为鉴定“达”或“穷”的唯一标准。明初，统治者竭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此目的下展开形式上的八股取士和内容上的“四书”、“五经”以及程朱之学，有效地限制了士思想发挥的空间。为了推广此种于统治者来说所谓成功的模式，广建学宫的同时，又放松对入学资格的限制。此一政策的实施出于加强中央集权之目的，但其实施又是以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为后盾的。晚明时期，政局混乱的一大特征即为此一后盾的腐化和弱化。士对科举抱有的希望愈见淡化，个体比较主动地思考和权衡外部环境“有道”的可行性以及谋算个体“达”之成功率的大小。科举本身存在的弊病亦在客观上加强此一趋势。据刘晓东所引美国学者James B.Parsons教授对明代诸朝官员的任期状况分析，广建学宫与放松入学资格的限制导致“比屋为子营入学，簖簖惟恐后时矣”［2］的情况，应试人员远远超出政府所需人数，这必然导致录取比例的低下，致使官僚体制循环的壅塞与流通渠道的不畅。另一严重后果则导致士对科举制度更加灰心，甚至出现背叛心理，即直接威胁国家政权，正德时太平石隶县生员章仁就因“屡试不中，遂聚众将为乱”［3］。相对温和的做法则为远离这一无望之地，转入与“独善其身”相关连的行业。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为中国古代士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晚明时期，在此种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恶劣催迫下，归隐成为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此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之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作出的无奈选择。

    虽归隐之士古已有之，各朝代均有其人。但作为一种时代潮流而出现则实属反常，如果此种反常出现在与其相对立的群体当中，即活跃在官场上的士来说，则更能说明天下“有道”、个体“达”之不现实性，从其心理路程的转向更能说明晚明社会的不可为性。针对这些官吏，袁中郎曾分为三种类型：“上之有吏才，次之有吏趣，下则有之以为利焉。”［4］对于第三种以吏作为手段谋求自身商业价值的官员，在晚明时期此种人为数不少，从此折射出晚明整个官场精神面貌的颓废和“达则兼济天下”为官思想的沦丧。晚明官俸极少，作为当时以清高自守的思想家李贽，虽官居姚安知府，仍未能出色地担起养家糊口的基本责任。而“有之以为利焉”者虽可以抛开一切政治良心而攫取自我利益，但由于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某些地方已是“合郡之士，半为商人”（见：李象鹍著《棣怀堂随笔·卷二》，湖南文蔚堂藏版道光刻本）。政治上背叛的心理谴责、现实政治的风险以及商业利润的诱惑，都使他们放弃仕途，“士而商”已为时人所认可的转型模式。当“仕”不再成为“士”谋生的唯一手段，对于此类官员来说，官场已毫无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