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医学发展的政治嬗变因素

    金朝女真统治者任用掌管兵权、钱谷官吏，规定了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四等级顺序。而且，女真人为官的相对人数比汉人为官的相对人数多得多。据《金史·百官一》的统计，明昌四年，“见在官万一千四百九十九，内女真四千七百五员，汉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员。”绝对数量上，汉族官员多于女真官员，但相对数量上则远远不及，这样，金朝统治者便从官吏的质与量上牢牢地把关，使汉族士人不得染指实权，因而许多人被迫拒于仕门之外。李庆嗣“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纪天锡“早弃进士业学医(《金史·方伎传》)；麻知几虽“博通五经”(《金史·文艺下》)，但亦科场失意，转而隐居习医，与名医张从正等交游；张元素亦是初对科场衷心向往，“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但犯庙讳下第”(《金史·方伎传》)，由此而开始习医。

    元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不再隐讳，更加露骨。根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在官吏任免、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其他权利与义务等方面都各等级区别。由于政治上极不平等，造成大批士子被迫游离于仕途之外，即是“至人不居朝廷，必隐于医”。如李杲早年捐资得官，但蒙军入中原后，为生计所迫，只得行医；朱丹溪少时“从乡先生治经，为举子业”，后又从许廉治理学，然两试于乡不售，之后，乃悉焚弃所习举子业，专致力于医。

    其二，由于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汉族士人头脑中根深蒂固，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作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许多儒士耻于事夷，主观上切断了仕途，转而习医，这也是儒医人才之重要来源。金元医家有民族气节者颇多，如刘完素拒绝金章宗的招聘而行医于民间；张从正则不堪金朝官场丑行而辞归故里；罗知悌随三宫被俘至燕京后潜心医学。

    2.2“医家一事，格物致知

    其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金元儒医有着一些与唐宋儒医不同之处，他们以医为职业，具有专职性，因此，他们几乎都以毕生精力投入医学理论与实践，这比以往的知识分子们“业余”的“知医以为孝”、“以事亲”的水平要高得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门科学有专人习传，更具严肃性，可以减少时尚的浮躁妄衍，更多的是总结与创新。

    其二，大批儒士入医门，为医学的发展输入了知识广博的优秀人才，他们的道德修养、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等都有别于大多数墨守成规的家传者，这无疑为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正如元代名士傅若金之《赠儒医严存性序》中道：“儒者通六籍之义，明万物之故，其于百家之言，弗事则已，事之必探其本始，索其蕴，极其变故，勿异夫庸众弗止焉……”(《钦定四库全书·傅与砺诗文集》)正因儒医具有这种“探其本始，索其蕴，极其变故”的修养，才可能使医学有较大的飞跃，使医学科学与医技严格分流。金元成就较大的医家无一不具备精深的儒学修养。张元素“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义进士”。李杲则“受《论语》、《孟子》于王内翰从之，受《春秋》于冯内翰叔献”。朱丹溪“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后又从许廉致力于理学，而《元史》亦将其列入儒家学传下，言其为“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因此，医学被认为是实现儒家理想的途径。

    3金元政治嬗变，促进医学发展

    金元政局动荡，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由此，天灾、人祸、瘟疫、饥荒流行。一方面，这样的社会灾难向医学提出了强烈挑战；另一方面，又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实验空间，这是中国医学得以发展的实践基础。据张文斌《各世纪疫病流行比较图》(见《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1期)可知，从12世纪开始疫病发生逐年增加，除了其他原因如交通发展、民族融合、人口迁移等因素而引起大范围疫病外，能解释瘟疫具有时间节律性的因素，恐怕更多在于战争和长期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