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桌上的中国人

    马斯洛在论及人的需要时把需要分了几个层次，其中一个是爱和归属感。爱这个词比较西洋化，在西方似乎是人生顶重要的一件大事，不过在中国——在传统的中国——却几乎找不到对应的词。中国人讲究的是“伦”，什么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中国人总爱把道德、感情，甚至还有法律都综合到一起，灵活掌握，所以中国人若把这一套综合艺术搞得好了，上可以当圣人，下可以称人精。

    归属感也是这样。在西洋，这种归属感泾渭分明，什么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动物保护者协会，以及各式各样专门的沙龙，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国人却仍是综合到一起，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观音菩萨，儒教的孔子，有时还有祖宗的牌位，都可以供到一起。“西方人重分析，中国人重综合”，一点不错。

    有归属感了就好比找到了组织，找到组织自然就有了组织生活。重分析的西方人组织生活也极认真，星期天做礼拜，每月几号去什么集会，什么沙龙，议题是什么，对于政治主张不同的，也分别组织政党——顺便说一下，政党是进口的概念，中国传统有朋党无政党，所以近代以来的政党往往有名无实——约定游戏规则，同场竞争。中国人的组织生活则从心所欲，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图的就是那个热乎劲，何必斤斤于懂或不懂，会或不会。以前的组织生活有庙会，社戏之类，现在的则首推麻将。那次在美国时我一个同事说，我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打麻将了，因为他们搞不到一块去。其实美国人自有其寻找归属感的方式，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就象美国人大概也无法理解我们在麻将中找到的归属感一样。

    麻将似乎发明于清末民初，但不出数十年，其势已大大盖过了其他两种博奕活动——象棋和围棋。好象只要有四个以上中国人的地方，就能找到麻将，以至于胡适搬到了美国，他的太太江冬秀还常常和其他太太们一起打麻将，听夏志清说，胡适那时没有办公室，根本无法工作。胡适是个随和人，听说在台北临死前不久还在托人买房子，因为在教师宿舍打麻将影响学校学习。这大概是真的，因为我在现代作家里，只见到胡适对国民沉迷于麻将提出过呼吁，他还认真计算过全国人民用于麻将的时间，想是太太的麻将癖是他的心头之痛吧，他又不愿违拗太太。

    象棋最常见的场面是一个黄昏的街角，两名老者对阵，周围一堆人指指点点。围棋最常见的是幽窗下，竹林边，或者竟在山间林下，从容而奕，指尖生凉，谓之“手谈”。象棋的棋子等级分明又正大光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虽兵不厌诈，但那诈都是“孙子兵法”上找得到的，是阳谋非阴谋。围棋的棋子无贵无贱，以气而生，以势而显，或以轻灵胜，或以质厚长，其变幻处有鬼神不测之机。象棋近儒，围棋似道，象棋寓人事，围棋蕴天机。

    但象棋的人事却是儒的人事，其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竟好似儒家想象中的《周礼》，围棋的天机更非常人所能参透。最接近中国人的生活的——注意是生活，中国人的文章和生活是两种文化——却是麻将。麻将让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属于自己的乐趣，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人天生适合麻将，麻将天生适合中国人。

    有人说，围棋是最聪明的人玩的游戏，但最聪明的人玩起麻将大概也会力不从心。中国就是这样奇怪的国度，一个人不能因为极聪明就能成功，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条件也不是聪明，而是会做人，有时甚至别的什么都不会而仅仅会做人就能获得成功。麻将就是这样奇怪的游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这里竟可以改成智者三虑，必有一失。你尽可以说麻将只是靠运气没有竞技性对抗性，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逻辑：能让最聪明的人也无可奈何的游戏，难道不是最复杂的游戏吗。你不服气，那是你不懂麻将，不懂麻将所代表的中国人的“综合艺术”。外国人是不会明白的，用那套分析归纳演绎的逻辑根本看不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