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桌上的中国人

   实际上，做人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西方人演戏归演戏，生活归生活，但中国人却合二为一，统称为做人。演戏的成分太少，我们称之为“不会做人”，是会被中国人瞧不起的，演戏的成分太多，称之为“太会做人”，也是会被中国人猜忌的。西方人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绝不混淆，在中国就没有那么麻烦，同是一个人，哪能分那么清呢？西方人在公共场所有礼貌，讲秩序，重形像，对人热情，但私人场所没有电话预约的话甚至不能进去，陌生人闯入可能会被开枪打死。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把私人情况瞒得那么紧，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麻将就是这种做人的综合艺术的一个反映，在麻将桌上，最重要的不是聪明到能算出多少步，而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适应采取相应对策，亦即善做人。做人方面的长处在麻将桌上总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比如说根据牌型和桌面上已打出的牌制定对策，能成大牌则成大牌，不能成大牌则成小牌，不能成小牌则阻止别人成牌，比如察言观色以判断别人手中的牌。做人的弱点也会带来损失，比如性贪者过于追求大牌反连小牌也成不了，胆小者不敢成大牌只是广种薄收，优柔寡断者因举棋不定而错失良机。这些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运用起来全要靠机缘和天份了。

    说到机缘和天份，这大概是中国人做人方面的两大因素，也是麻将方面的两大因素吧。机缘其实就是运气，天份就是性格，亦即那种左右逢源的本领的领悟能力。中国人是乐观的，既然决定麻将输赢的因素有两个，也就给了中国人一个选择的空间，他赢了都是因为技术出色，他输了都是因为运气不好——他总是对的。哪怕麻将桌上的常败将军，也可以大谈他的成大牌经历，自我感觉良好。

     西方人的桥牌讲求协作配合，公平竞争，中国人的麻将则要求盯着上家，防着下家，各自为政，但在某一方在做极大的牌时，另三家又可暂时联合起来。中国的人际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是简直一团乱麻，但中国人自有分寸，他们从小就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一生都在做着这些事，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长处。每个人都有需要的牌在别人手上，每个人手上都有别人需要的牌，说明中国人的命运多多少少掌握在别人手上，而每个中国人又多多少少握着别人的命运，所以命运为另一些人掌握也就不觉得很要紧了，乐观的中国人总能在掌握别人命运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哪怕那些人只是妇孺。西方人的平等是指每个人——最强大的和最弱小的——都有同样的机会，中国人的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他控制的对象。君控制臣，臣控制更小的臣，官控制民，民控制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熬成婆之后就可以控制媳妇。司机可以暂时左右一下乘客的命运，医生可以怠慢一下病人，售票员可以暂停售票，甚至要饭的还可以在看不顺眼的地方吐上一口痰。赵太爷可以打王胡，王胡可以打阿Q，而阿 Q还可以欺负小尼姑——乐观的中国人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老实说我极不喜欢这种游戏，我觉得如果我赢了不过是碰巧，如果我输了也怪不得技术，无论输赢，我都有给命运戏弄之感。所以我宁愿下围棋和象棋，如果我必须玩游戏的话。下围棋和象棋时，高手比低手有绝对的优势，聪明人比不聪明人有绝对优势，赢得光明磊落，输得明明白白，技术的进步是可以显而易见的。不过因为亲戚熟人十有八九乐于此道，他们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就会开起了麻将，春节时候更是“岂可一日无此君”的。所以虽然一向“怕人推说病，避俗诡逃禅”，对于麻将桌是能逃则逃，能避则避，还是有几次迫于情面观战了好久。虽然从未实战过一盘，但观战几次，也渐渐悟出一些道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可谓“虽小道，其义大焉”，中国人如此喜好麻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