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中国传统医学

    杨昶兄嘱我为《读甲》一书写个序言，我想都没想就应允了下来。在我二十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如此爽快地应允为人作序和作文，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实际上，除了我因这一年来生病而对这个方面的知识稍有了解以外，我对中医抑或西医都是无甚认识的。而我之所以承诺此事，实是因为我与杨昶兄之间近一年的交往，“迫”使我对诸多原本并未引起我重视的问题进行了思考或反思。在我看来，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在于“活”着，更在于对生命本身的关照。现在，作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因身体不适而与医学相关的人，我将一些经由这种思考或反思而获致的想法以“《读甲》序言”的方式发表出来，一方面确实是要表达我个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以信为凭的关照，而另一方面则是要对杨昶兄表示深深的谢意，因为正是我与他的交往使我获得了达致这种关照的可能性。

    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异，主要在于二者对待人生的态度的不同。西方是一种进取向前的态度，印度与之相反，所持的是一种避世退后的态度，而中国则是调和二者。对于梁漱溟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我想更具体或更进一步地指出，东西医学的差异，或更准确地说，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除了整体性思维方式与局部性思维方式这一点不同以外，在根本上乃是对人的态度的不同。在我看来，西方医学对人的认识，基本上是一种在根据不尽相同的指标将病人进行“类”化以后的对待；实际上，这是一种知识方式的对待，因为惟有透过知识这一普遍化的建构，类分病人所依凭的各种不同的指标才能够确立起来，进而各种不同“类”的病人也才能够分立开来。更深一步言，这种将人按“类”进行界分的普遍化知识建构，实是以人之各种指标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甚或是以产生人之某种指标的因是相同的这一判断为前设的：凡是符合某一种指标的人，就是在西医意义上的同一类人，因而也就可以或应当用同一种治疗手段或同一种药进行治疗。但是，与西方医学不同，中国的传统医学或者我所谓的作为绝学的中医对人的态度则是一种将人按照每个人本身的方式做出的个殊且独特的对待。在我看来，中医不是不需要，而是在根本上就不考虑对人做“知识化”的处理，因为它所依凭的前设认为，病的表象相同未必就意味着病的因相同，而这在根本上则意味着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因此，中医所实践的就是与每个人接触，亦即与每一次病接触，甚或是众所周知的中医对所有表象相同的身体不适者依旧需要进行通常意义上的“望闻问切”的方式。这在杨昶兄那里则是一种特有的“观”甲的方式——我更愿意称其为“读”甲的方式。这是一种以经验为依凭的对每个个人展开的个殊化的阅读，是一种将每个身体不适的人视作每个人本身且不同于他人的阅读。

    坦率地讲，我在接受西医治疗以及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晤和洞见到的正是中西医学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差异。显而易见，这一洞见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中西医学之基本前设的理解，对于我们认识中西医学或中西文化来讲乃是极其重要的，甚至对于我们探究西方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所存在的紧张来讲也有着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之于一个获致这种理解的人——一个接受治疗的身体不适的人——却有着更为直接的生命意义。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接受西医治疗的过程中，按照前述逻辑的展开，病人对于医生而言只是一个对象或客体，是一个被客观化了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讲，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所需要做的或所能够做的就只是听从和采纳医生的嘱咐。即使病人在西医治病的过程中蒙发了对西医的“信”，这也只能是一种在根本上无法参与西医与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治疗”关系的单向度的信赖，而且病人在保有这种“信”的同时也在被对象化、在客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