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与中国传统医学

    但是中医却不同，因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必须以“信”这样一种感觉参与其间，而且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与特定的中医之间是否能够建构起一种特定的调理关系，所依凭的也惟有这种“信”。这就是我在与杨昶兄交往的过程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深深的但却无法用知识予以分析的感觉。实际上，我与杨昶兄的每一次相见，我都能够感觉到杨昶兄是在用一种生命经验读我的指甲，读我的指甲中所透露出来的我对生命的希冀和渴望，而同时他亦将他本人对生命的理解和想象投射进了我的生活之中。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杨昶兄的所有努力，在与我的交往过程中，都是以我所具有的对他的“信”为基础的。因此我觉得，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根本就不是一个客观化的对象，而毋宁是其间的主体；他是中医调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调理过程中比医生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若去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念通所有哲学体系，并评论出每个体系里不衔接之处-----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假如真理站在我面前，冷冷地裸露着，根本不顾及我是否认得它，使我产生一种惧怕的战栗而非一种信仰的皈依，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在一般意义上讲，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一种人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圣经》希伯来书11：6)。同样，对于中国传统医学而言，一个身体不适的人所具有的这种信，又何尝不是如此重要呢？信，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实是一种自然且没有条件的感觉，是一种能够使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依旧成为人的感觉!仅就这一点而言，信便是一种最重要的感觉，因为它是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信，是一种以生命相托的信，更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建构某种特定关系赖以为凭的信。在我的情形中，信所意指的乃是我以我的生命对杨昶兄的信。当然这并不只是对杨昶兄的信，更是对一种透过杨昶兄所呈现出来的经验的信，对一种经由杨昶兄而传承下来的关照人之生命的传统的信。当然，这样一种信的产生具有着一种很难用文字表述的默会性质，而且这样一种信本身也是无法凭借理性知识加以分析的。我自己猜想，这样一种信的产生所依凭的是一种缘，亦即中国人都清楚地知道但却无法阐明的那种缘。不过，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对这种信所做的上述发生学解释只对那些拥有信和珍惜信的人才具有意义。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医学，在历史上，不是也不可能按照我们在当下所熟知的传授知识的方式加以传承的，而是以一种师徒之间熏习的方式存续下来的。因此，这种绝学乃是按 照熏染习得的方式深深地嵌在传人的身体和血液之中的，甚至演化成了传人的生活方式。当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和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以一种我在上文所说的那些身体不适的人以生命给出的信为基本前提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传承和发展之基本前提的信的存续，并不仅仅是身体不适者的问题，更是医生的问题，因为这种信是因他们产生的，而且也是需要经由他们的日常实践来维护的。

    但是，当我们根据上述认识来直面中国当下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却不难发现，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已然陷入了一种深深的困境之中。具体而言，在普遍性知识思维方式在民族国家的正式认可下成了各级学校训练人们认识世界、自然、人类自身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的情形下，在主客体二元论认识观否弃主体间性的调理方式而成为惟一正当的认识论的情形下，在追逐利润成为意识形态而正当诚信基本缺失的情形下，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也不得不以某种自觉的方式在药材人工生产、药物片济化和传承学堂化这三个主要方面与西医“接轨”。甚至我在上文所说的中医存续和发展赖以为凭的那种通常以生命相托的信，仍有人敢利用它去大发其财，并且在利用的过程中逐渐摧毁了种种产生信的条件。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立基于对这种困境的认识，我愈发感到了信与中国传统医学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性，亦愈发体悟到了杨昶兄惜信并致使我萌生信的医术及品格所具有的弥足珍贵性。毋庸置疑，杨昶兄所具有的这种医术和品格，也正是作为中国传统绝学的中医在这个时代得以传承和发展所亟需建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