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政治情结

    但两汉时期最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却对此提出异议，他在《汉书·郊祀志赞》中据易理而大倡：“帝出于震……汉得火焉”，主张“汉为火德”。于是东汉光武颁令改制，更“汉为火德，色尚赤”。于是，这一政治行为使学术思想从重土转向重火，“火，阳，君之象也。”，并且出现新的五行配属法：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肾水。而这时结集而成的《黄帝内经》则是中华医学理论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确立的理性思维的主格调显然与趋于成熟的秦汉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其中的发展规律则是：“医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绝大多数情况下受制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常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着医学观念和医学理论，而医学家通常只是在某些具体认识上对前者有所充实或补足。阴阳说如此，五行说、运气说、气说何尝不是这样。”
    其次我们谈一下中医理论中重要的君火相火论。
    在中医的命名学上我们常发现有意思的现象：“心者，君主之官”。至高无上的特性使它主血脉与神志。“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其职能近似于宰相，主宣发和肃降。“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相当于后勤部长，这乃“后天之本”，是人生存的后续力量。“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至于肾与命门，则是宋明理学、儒医们大谈特谈的强项。君火，指心火，为君主之官；相火，有相傅之意。古人云“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实际上是用政治理论在论生理现象。在孔子的儒学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试图以“仁政德治”来改变贵族统治和王权的实质，而“仁政德治”则由三部分人组成：上有国君，至圣至明，神圣不可侮，“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中有贤臣，这是社会体制中可以改善和培养的决定环节。如能作到事上以忠，待下以惠，则是太平盛世。下有良民，民施政的对象。儒医在潜意识当中，都有宰相的抱负和通才的自诩。所以对“相火”的论述尤其精彩、到位。“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甘于为君火之臣使，司其职守，推动全身机能活动。朱丹溪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故谓之相……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相火于下位，为命门之火，只有与君火协调好关系，各守其位，才能统领大局，凡有过，皆相火之罪也。但渐渐地学者的自负显现出来，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天非此火（相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当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过高地抬高自己的作用或出现某种错位时，灾难便会降临。这就如同相火“为元气之贼”，有时生命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对儒医们来说，以医论国不仅是他们心中不解的情结，而且在操作系统上也谈得非常具体。关于治国，他们也有与中医治疗学上大体一致的大政方针。“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形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夏之政尚忠，”殷乘其弊而救之以质；殷之政尚质，周乘其弊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钳天下，天下苦之，而汉乘之以宽大，守之以宁一，其方与证对。其用药也无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鲜矣。”有“上医医国”论，以治病之理说明朝代演替论。更精妙的，还有“病随国运论”。清代徐大椿说：
“天地之气运，数百年一更易，而国家之气运亦应之。上古无论，即以近代言，如宋之末造，中原失陷，主弱臣弛。张洁古、李东垣辈立方，皆以补中宫、健补胃，用刚燥于民，故丹溪以下诸医，皆以补阴益下为主。至我本朝，运当极隆之会，圣圣相承，大权独揽，朝纲整肃，惠泽旁流，此阳盛于上之明征也；又冠缨朱饰，口燔烟草，五行惟火独此义者，往往专以芩连知柏，挽回误投温补之人，应手奇效。此实与运气相符。近人不知此理，非惟不能随症施治，并执宁过温热、毋过寒冷之说，偏于温热，又多矫枉过正之论。如中暑一症，或有伏阴在内者，当用大顺散、理中汤，此乃千中之一；今则不论何人，凡属中暑，皆用理中等汤，我目睹七窍皆裂而死者，不可胜数。至于托言祖述东垣，用苍术等燥药者，举国皆然。此等恶习，皆由不知天时国运之理，误引旧说以害人也。故古人云：不知天地人者，不可以为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