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医的政治情结

    这一点在华佗身上便有所体现。他“本作士人，兼通数经”，“以医为业，意常自悔”。但他的医术又确实高妙，最后对命运的不甘心使他宁愿“考验首服”，毕其命于狱中。
在封建社会，张仲景的首要身份是长沙太守，然后才是医圣。
    还有后代子孙以祖先的业医为耻，在其墓志铭中“无一言及医”，如薜雪的子孙。这曾引起袁枚的大怒，指出“拯人”、“寿世”的医道“高出语录陈言万万”，盛赞名医薜雪为“一不朽之人”。
但这并不能挽回全部医者的自尊。尽管他们总念叨“自古非大娃贤不得为医”，他们渴望人们能认识到他们    “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才能，但他们地位的真正定位开始发生变化还是在宋以后。一方面是有赖于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提携；一方面是因为宋明理学通融佛道二家，并最后确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而格物致知更导致了对实际应用理论的重视。医学作为四大实用文化之一应运而起，大批的儒生介入进来，把医学作为实行儒家理想的途径。而当朝宰相范仲淹的一句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更一扫医者蕴积千年的苦闷，他们的政治情结在这句箴言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由“走方”而改冠“儒”与“良”，医者们因被纳入国家政治体系的轨道而欢欣鼓舞。一时间，儒者习医成为风气，孔子的“君子不器”再次焕发出光彩，“不器”就是不局限于一才一艺，而应具有德行超群、统筹兼顾、照应全局的本领。通儒又通医的通才使得医者们的精神风帆再次鼓涨。
   “医术比之儒术固其次也，然动关性命，非谓等闲……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益之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儒与医岂可分哉？”
新的定位将儒与医的关系，儒医之职责、政治抱负披露无遗。既然支配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力量是社会政治伦理观和人生观，那么这时的医生们自信与自负达到了某个高峰，其医学理论也随之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2）政治伦理观不仅是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医理论的支柱之一。医学理论不仅以政治为出发点，而且为政治服务。
    首先我们先谈谈五行与五脏配属的变异。
顾颉刚曾有言曰：“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五行观念由来以久，但五脏归属五行之法，在中医理论中却有过微妙的变化。战国末至西汉中期，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东汉许慎《五经异义》引古文《尚书》也是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肾水。西汉末扬雄《太玄经·玄数》也云：木，脏脾；火，脏肺；土，脏心；金，脏肝；水，脏肾。许翰注曰：“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而上述诸说，除肾属水外，其余都与《内经》所奠定的、为后世尊奉至今的五脏归属法不同。《内经》的五脏归属是肺金、心火、肝木、脾土、肾水。东汉时期大都通行此说。变化如此之大，原因究竟何在呢？
    有人认为，五行与五脏配属的改变，反映了从重视解剖实体部位到重视功能象数方位的转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政治伦理上进行分析。我们常说，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特点便是天人合一，但这首先是人与政治体制的合一。“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要想以政治论生理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二者“同一”。可是时代在变化，不变的是我们的心和受命于天的高高在上的君王。于是五行配属五脏便以心为轴展开了一番重要的富于政治意义的重新定位与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的变迁。
    古人认为，人的心脏最为重要，“心之于身，犹君之于国。”心之在体，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内经》：心者，君主之官。《春秋繁露》曰：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汉替秦以后，朝野依“五德终始”说力主汉改秦水德为土德，取土胜水之义，以求合汉胜秦之政体之变。“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盛于黄”。于是心这个至圣至明五脏之主的君主之官，也应属土。古人作图，先以人体面向正南方，直立于大地，再以人体立足为基准，使人体平展双臂俯伏于大地。这样一来，恰是上为南、为肺、为火，右为西、为肝、为金，左为东、为脾、为木，下为北、为肾、肾水，中央应心宫，正与原始配属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