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以燥湿论百病

    难能可贵的是，石氏注意到了燥湿为病与体质的关系，指出六气伤人，因人而化。阴虚体质，最易化燥，燥固为燥，即湿亦化为燥；阳虚体质，最易化湿，湿固为湿，即燥亦必夹湿。燥也，湿也，固外感百病所莫能外者也。湿热病上，若脾肾不虚，不致内传。若脾肾素虚，或误于药，或膜原之邪本重，则皆可内传。邪既内传，则据病人体质之阴阳，湿热之多寡，可知证之虚实。如其人色白而肥，肌肉柔脆，素有寒湿，此为金水之质，其体属阴而湿邪不易化热，多病太阴脾土；如其人苍赤而瘦，肌肉坚实，素有湿热、肝热，此木火之质，其体属阳而湿邪最易化热，多病阳明胃土。

    石氏的燥湿二论，湿气论更见精彩。石氏指出，湿生于土，本气属阴，阴为寒湿，后乃渐化为湿热。同为外邪，风寒伤人显而急，湿邪伤人则隐而缓，隐而莫见，而受之也深，缓而不觉，其发也迟。故湿邪致病，兼证最多，变迁最幻，愈期最缓。外感寒湿，见证较为单纯，以恶寒战栗，周身疼痛，或外邪郁遏内热，疼而且烦，但舌苔白滑，不渴不饮，且内无热象。此外，又有内伤湿热和内伤寒湿等的不同证治。

    石氏强调，湿邪致病的见证为：面色混浊如油腻，口气浊腻不知味，或生甜水，舌苔白腻，膜原邪重则舌苔满布，厚如积粉，板贴不松，脉息模糊不清，或沉细似伏，断续不匀，神多沉困嗜睡。湿偏盛者，无烦渴热象，恶寒，甚而足冷，头目胀痛昏重，如裹如蒙，身痛不能屈伸，身重不能转侧，肢节肌肉疼而且烦，腿足痛而且酸。胸痞，午后寒热，小便短涩黄热，大便溏而不爽，或者濡泻。这些描述，对临床湿证的判断，极有指导价值。

    提到中医的湿证，石氏的“湿气论”不可不读。论中联系表里寒热虚实，联系具体治法方药，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足以开启思路，提高认识。

    以润燥二纲遣方药

    石氏的燥湿论由理法至方药，一以贯之。在“用药大要论”中，以润燥两纲归纳药物，对如何用药立方又有精辟之论。病有燥湿，药有润燥。以润燥论药，石氏将常用药按润燥不同分为两类，润有辛润、温润、平润、凉润、寒润之分，燥有辛燥、温燥、燥热、平燥、凉燥、寒燥之别。如此区分，药物井然有序，纲举目张，便于临证参考。

    关于治湿之法，石氏论之尤详。如湿热初受，有“湿热治肺，千古定论”之说，以辛淡轻开肺气为主，因肺主一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辛如杏仁、蔻仁、半夏、厚朴、藿梗，淡如苡仁、通草、茯苓、猪苓、泽泻之类。启上闸，开支河，导湿下行以为出路。湿热内传，治法有苦辛淡温、苦辛淡清、苦辛通降等不同。寒湿外感宜温散，寒湿在里宜通利。治外感燥湿之邪无他，使邪早有出路而已。出路者何?肺、胃、肠、膀胱是也。内伤湿热，治有辛淡、清淡、辛通苦降、苦辛淡渗等法，内伤寒湿，总由阳虚不能输水所致，治以辛淡或温燥为主。书中所列治法，皆为经验之谈，足资临证参考。

    石氏感叹，世于湿气，尤多发明，而于燥气，未能详究，所以对外感动辄辛燥升散，或并用甘燥破滞，全然不辨药之辛润辛燥。对燥邪初犯，石氏提出用轻药开通，汗出而解。石氏强调，开字须横看，是由肺外达皮毛，与升散之向上行者不同；通字须竖看，是由肺下达胃肠，非专指攻下。气机开通，津液流行，则邪自消散。辛润而开者如杏仁、牛蒡、桔梗之属，通润而降者如白芥子、细辛、苏子之类。其实无论治湿治燥，石氏牢牢把握的就是“升降开阖”四个字。

    石氏论治，不仅对药物的润燥娴熟，而且对二者的相互关系多有关注。石氏认为六气之中，寒湿偏于阖，燥火偏于开，风无定体，兼寒湿则阖，兼燥火则开，暑有湿有热，偏热者多开，偏湿者多阖。用药治病，开必少佐以阖，阖必少佐以开，升必少佐以降，降必少佐以升，或正佐以成辅助之功，或反佐以成向导之用，阴阳相须之道，有如此者。燥病治以润，不妨佐以微苦，以微苦属火，火能胜金也；湿病治以燥，不如治以淡，以淡味得天之燥气，功专渗湿也。病虽杂而出于一源，则立方要有专主；病虽纯而夹以他病，则立方要有变通。燥病须防其夹湿，湿病须防其化燥。燥病当用膏滋，湿病当用丸散，燥病夹湿，润药用炒，或用水丸；湿病化燥，燥药用蒸，或用蜜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