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针灸疗法

    针灸学在唐代成为独立的专科，这可从当时"太医署"的分科情况得到证明。太医署的针科还专门设置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等，负责针灸科的教学与医疗工作。

    继唐代之后，针灸学在宋代进一步取得显著的发展，主要有下述几件事例可以说明：一是在公元1026年，有一部全国性的针灸学专著《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问世。这部书是当时针灸学家王惟一所编著。作者对10世纪以前的中国针灸学进行较大规模的整理、总结后，在书中记载了经过考定的穴名350多个，穴位650余。并叙述了针刺的深浅、针灸疗法的功效等。

    二是《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编著完成之后不久，其内容曾被雕刻在两块六尺多高、两丈多宽的石碑上，该碑树立在汀京(开封)，供学习针灸者拓印使用。

    三是王惟一在著书的同时，还主持设计铸造了针灸铜人模型的工作。他在铸铜工匠的帮助下，于1027年首创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铜人体表有穴位与穴名，从而使针灸的穴位有更为明确的标准。

    此外，说明针灸疗法在宋代比较通行的，是当时统治阶级除接受针灸治病外，还加以倡用。据《末史·许希传》讲到，在景祐年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患病，宫廷里的医生给他用药治疗，总不见效。后有人推荐一位名为许希的医生。许希诊过宋仁宗之后，说："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皇帝周围的人听后，均认为太危险了，都以为不可。接着，宫中的人以自身先试。结果，"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

    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之后，特封许希为翰林医官，并给以奖赏。许希认为扁鹊在医学上甚有贡献，要求以自己所得的奖赏作为兴建扁鹊庙之用。宋朝廷同意许希之请，在汗京城西隅，建造了扁鹊庙。

    从上面所谈到的几件事，可以看出针灸疗法在宋代的发展盛况及其所受欢迎的程度。

    元代针灸学的主要代表著作，是14世纪医学家滑寿编著的《十四经发挥》，书中对全身十四经脉作了较详细的注释和发挥，并补充记述了一部分穴位。

    明代在针灸学上有较大贡献者是高武与杨继洲。高武在公元1537年编著完成《针灸聚英》，内容包括经络、穴位、治疗各种疾病的取穴法与针灸操作法。书内还有作者加的按语，以说明自己的见解。而在此之前，高武编著的《针灸节要》，是将《内经》等中医著作中有关针灸的重要内容摘录汇集而成，简明扼要，便于初学针灸者阅读学习。此外，高武也设计铸造了男、女、儿童的针灸铜人各一座。

    16世纪末叶，杨继洲对以往的针灸学著述与文献作了广泛的搜集和辑录，他结合自己对历代针灸学著作的学习心得，以及自己多年从事针灸临床医疗的经验，编著了《针灸大成》。书内记载并注释了好些针灸著述的重要内容，论述了经络、穴位、针灸操作手法、针灸治疗适应症及病例等，同时还介绍了针灸与药物综合治疗的经验。《针灸大成》所收入的古代文献资料有不少是原书后来失传了的，因此，这部书对于研究明代以前的针灸学很有参考价值。

    19世纪初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打击，他们搬出“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所宜”的谬论，于公元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清末的医科考试，甚至取消了针灸科目的试题。

    然而，由于针灸疗法是合乎科学的医疗方法，适应着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所以它始终能在民间广泛地应用和流传。新中国诞生后，针灸疗法获得飞跃的发展。广大医务科技人员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发展并创造了指针、耳针、鼻针、面针、梅花针、头皮针、火针、电针、水针以及腕踝针等多种多样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