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摘要：本文对新安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中医学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加以评述。新安医家将儒、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文化。新安儒医及其众多著作对中医学、徽州域外医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考证、统计，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府”卓然成家者820人，其中421人撰集汇编医籍约730种。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1］大量的专家、学者通过近20年来对新安医学发掘、研究、整理、发表的文献资料，证明了她在中国医学史、中医学说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有学者称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硅谷”，［2］这是对新安医学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新安医学又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学的繁荣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离不开徽州文化。新安医学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其发展、兴盛又拓展了徽州文化的内涵，弘扬了徽州文化。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是世所瞩目的，其影响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

    新安医学在中医药学领域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中医学术发展的理论及临床诸科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大量的医家不仅被徽州地方志及所迁徙、客寓之处的地方志所载，而且有的医家被史书所载，如《明史·方技传》称：祁门汪机等四人，“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新安医籍多被重要的医籍文献工具书著录，如《中国医籍考》收辑医籍三千数百种，其中新安医家63人达到139种。［3］新安医家受徽州文化、学术影响。将儒学、《周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州文化。

    1．发展中医学。从已发掘、整理出的有关新安医学方面的资料与中医学史比照研究，不难看出，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发展史的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些是开创性或领先的。

    在医学史价值方面：南宋歙县张杲将文献所记的历代名医生平、著述、医案汇为《医说》，对保存和传播古代医籍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张氏之前虽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但原书已佚，故《医说》可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专著。明代歙县江于1549年编成的《名医类案》，上采扁鹊、仓公、华佗，下迄元、明代诸名医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辑录历代医案之专著。明代歙县吴昆将古方700余首进行考订，而为《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注解医方之专著。祁门徐春甫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在京联系名医46人，成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清初休宁程邦贤之妻蒋氏(歙县人)施行新生儿先天性肛门闭锁术，早于详细记载此种手术的《简明医彀》。清代歙县程文囿1826年著《医述》，采集诸书之众，分类之明，实用之切，出处之确，为医界所崇，可视为开节录诸医论先河之巨著。［4］

    在中医学术发展的地位上，自汉代末年《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中医理论体系即基本建立。金元时期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分别发挥《内经》等学说，被后世称为“四大家”，形成中医界重要的流派。清代新安迁徙至苏州的叶桂继承发展了刘完素的寒凉学说，总结发展而成为温病学派的中坚，又称“叶派”。清代歙县张节、婺源余国又发展了刘完素的“伤燥说”，补充了燥邪的临床辨治。明清时期祁门汪机、休宁孙一奎、歙县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继承李杲脾胃学说及朱震亨的滋阴特点，汇通为温补培元流派。明代祁门王继承发展了张从正攻下治疾的特色，于隆庆年间为御医时深受皇家好评。明清时汪机、歙县程充、方广曾对朱震亨著作作过整理、编纂，而为《推求师意》、《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这些著作是研究朱震亨学说的重要参考书。明代歙县方有执晚年著成《伤寒论条辨》，倡“错简”，言“重订”，对《伤寒论》作了创新编次，伤寒学派始有流派之争。清代歙县吴澄于1739年著成《不居集》50卷，率先在虚损病中倡言外损，并首先提出治虚损宜“理脾阴”，属中医脾胃学说中《内经》强调脾胃的作用、李杲重视脾阳、吴氏补充脾阴的三个里程碑之一。汪机首倡温病不仅由伏邪引起，新感亦可致病；又倡外科病常本于内因而从内治。清代歙县程钟龄《医学心悟》首先提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为辨证之法，发展为后世中医规范辨证的“八纲”说。［5］清代歙县郑村“南园喉科”郑梅涧及其子郑枢扶发挥白喉病因病机属阴虚肺热，创“养阴清肺汤”治白喉，撰写了第一部喉科专著《重楼玉钥》，矫正了时医治白喉非辛温发散即苦寒降泻之弊，为医界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