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新安医家外出行医范围与徽人入仕地、徽商经营地有密切的关系，“无徽不成镇”，故新安医家的足迹所涉十分广泛，如扬州、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湖州、武汉、芜湖、慈溪、景德镇、上海、宜兴、淳化等地均是新安医家迁徙、客寓较多之处。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姓医学世家中叶桂倡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学说，叶的弟子有吴县顾景文、华岫云等，顾、华氏再传叶氏学说，世称“叶派”，叶氏学说创新、规范了江南多发的温热病的辨治，不仅对苏州医学产生影响，而且带动了中医学体系的发展。明清时期扬州是徽商的集中地，扬州的经济、文化辉煌与徽州人的贡献分不开。在明末清初扬州徽商最富有的时候，程应旄、吴楚、程从周、郑重光等新安名医先后客寓扬州，他们为人治病，著书，刻书，结社研医，开药铺，乐善好施。程应旄“曾寓扬州行医。明末甲申(1644年)之变，扬州决战十日，居民濒于绝迹。战后，医界首返扬州，乃程应旄先生”。［10］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扬州医界习用寒凉药并成为时弊。程从周称“目击阴症似阳，误服寒凉而殁者不可屡指”，“余乃常用温中之法而活人多矣”。［11］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医家的温补学说及治法方药，纠正了扬州医界的时弊，故扬州某医“令子青选为予(郑重光)门人”。［12］另据吴楚《医验录·初集·下卷》载：“扬州人家，一医治病，又换一医调理，以病愈之后，只当轻轻调理，不当复用治病时之峻剂也”，故有的病就治不彻底。又载：“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只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于是吴楚即时施以治病之药或嘱病人进温粥以养胃［13］等，用实际疗效纠正了扬州民间的俗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安医家在其他地域的医学活动及影响，尚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新安医学在国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再版及医家学说对当时当地研习医学风气的影响两方面。据龚维义［14］、项长生［15］考证并撰文介绍：计有30余种新安医籍东传日本、朝鲜。朝鲜于1586年刊行了《医方考》(国内1584年刊行)等，许浚等编《东医宝鉴》时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等，康命吉编《济众新编》时引用了新安医籍《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等，朝鲜的《乡药集成方》及《医方类聚》均引入了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的“玉龙歌”一篇。日本刊行的新安医籍有《医方考》(刊行2次)、《素问昊注》、《名医类案》(刊行2次)、《石山医案》、《本草备要》、《古今医统大全》、《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伤寒论后条辨》等。日本医生道三编撰《启迪集》时，引用了《丹溪心法》，玄医撰《医方问余》时引用了《古今医统大全》等。

    不仅新安医籍东传被翻刻、引用，而且医籍的学术被当地医生接受，并不断推广，对日本、朝鲜医学产生了影响。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倡“错简重订”说，发展“三纲鼎立”说，此说被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江西喻昌所接受，喻昌在撰《尚论篇》时大量引用，完善了方氏著作的内容。《尚论篇》及继承方氏学术的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先后东传日本，被江户时期的名古屋医生玄医接受，玄医便大力推广方、喻、程氏之说，冲击当时日本医界流行的“丹溪学社”等时方派，于是古方派(或称经方派)兴起，逐渐盛行，至今经方派在日本仍为“汉方”医的主流派，可见方氏“错简重订”说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方向影响之大。据日本《皇国医事大年表》记载，日本之人痘术源于我国清代商贾李仁山传入，李曾著《种痘术》(日译名《李仁山种痘和解》)，但流传不广，未被广泛采用。《医宗金鉴》(1742年刊行)1752年传入日本，日本医生将《医宗金鉴》内《种痘心法要诀》精选，以《种痘心法》刊行，1795年日本藩医绪方春朔在认真研究《种痘心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曾用鼻干苗法预防天花的经验，撰成《种痘必顺辨》，日本藩候医多从其学，于是人痘法渐广行，［14］可以看出，日本人痘法的推广，还受到《医宗金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