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据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资料，现行的中医院校统编的13门重点教材里，计引新安医家数34人次，占12．3%；引新安医籍6部，占19．3%；引用新安医家医籍中的医论543条次，占9%；引用新安医家所创方剂215首次，占14%。可见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中的重要地位。

    2．弘扬徽文化。新安医家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儒医群体，他们儒而兼医或亦儒亦医、医而好儒，有着浓厚的文化品味，新安医家既深受中国传统尤其是徽州文化的影响，又弘扬了徽文化。

    新安医家喜好藏书几成习惯，不仅藏医书，经史子集都藏，明代歙县程云鹏家藏书有1790余卷，并昼诵夜思。清代歙县吴勉学、程文囿及绩溪胡澍等都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

    为了传播医学著作，新安医家重视刻书，吴勉学家设木刻园，将47种重要医书刊印，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行世。明末休宁程林将诊金收入作为刊书之资。仅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2200种左右的医籍中徽版医书达270种。［6］

    新安医家擅长著书以总结经验，发展学术。清代歙县汪必昌以著述为最大乐趣。明代祁门徐春甫编著《古今医统大全》200卷，约250万字，无间寒暑凡30年。据统计：宋至清代，新安医家共撰辑医书约700种，医学文献成为徽州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家著述受新安理学影响很大，在学术上能援朱熹理学的“理在气中”及《周易》阴阳太极等说以发挥中医的理论，如孙一奎用太极之说阐发“命门”，倡“不读《易》不能为太医”说。新安朴学的治学方法对医家、医学的影响也很大，有些朴学家如江有诰、俞正燮等重视《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考证，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不少医家在研究医籍、撰写医籍时都注意“小学”的运用，如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重视音训，运用汉学考据之法，摘录《素问》中难解的字词、文句30余条作了考训。经学家汪宗沂旁通医学，能为人治疾，撰《杂病论辑逸》，对历代伤寒之说作了考证，校正、注释《伤寒论》条文多处。据笔者统计：理学、经学、汉学、朴学家有医学著作问世，或医家在理学、朴学方面造诣较高并援理、朴入医者如：王炎、孙一奎、吴洋、何介、程汝惠、张遂辰、吴日慎、程履新、汪绂、王桂元、李承超、俞塞、詹承恩、吴澄、黄士迪、戴震、王廷桂、余显廷、胡大、汪南春、俞正燮、程南、胡澍、黄义昭、余殿英、江有诰、汪宗沂等。以上学者，受地域学术的影响，发展医学，并为弘扬徽州文化作出突出贡献，使新安医家在中医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由儒而研医、通医者，诗文书画著作自不待说，新安医家中很多专业医生毕生爱好书画诗文，其造诣亦非常人可及。程文囿有诗抄2卷；程充与族人组成诗社，著《管天诗稿》；清代歙县郑沛兼工篆书刻印，承黄山印派之风，得徽派正传，镌有《十琴轩黄山印册》。据笔者统计：工诗文的医家还有郑承洛、胡庆龙、黄文达、江庭镛、李敏、吴楚等百余人，善书画的有汪南春、程林、巴堂谊等近60人。清代歙县程芝田书法“米南宫”，又善指墨画。传世的医案著作如《生生子医案》、《杏轩医案》等，每一案都称得上佳文杰作。民国时期间悬壶上海的歙县王仲奇，不仅脉案精采、处方巧妙，而且处方本身就是一份书法艺术作品。新安医家深厚的儒学功底，令人叹为观止。

    新安医家继承了儒家的好学之德，游历以求师，或交友结社以研讨，或办学集中以传授，为中医教育作出了贡献。

    新安医家受儒学、理学的影响，乐善好施，重义轻利。清代歙县张思敬曾创药局以接济贫苦病人，并出资掘井。明代休宁汪副护捐资筑亭，余正宗变卖家产创办讲院。明代歙县张守仁常赠方送药于病人，并留饭馈金。清代婺源张明征路遇久痢衰弱病人，遂令仆背回家中，调治月余而愈，赠路费资助病人返家，且不留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赞曰：“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如骨肉”。清代歙县郑宏纲有一图章镌刻：“一腔浑是活人心”，每盖在处方笺起首处以自勉。［7］新安医家很好地发挥了取义轻利的美德。